韋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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韋恩
警局的審訊室裏，韋恩·沃爾夫坐在桌子另一邊，臉上掛著一副沈穩的表情，但他的手指輕輕摩挲著膝蓋，動作不易察覺。這是他第一次以被審問者的身份進入這個他曾熟悉至極的房間。
門突然被推開，溫晨浩走進房間，手中的幾份文件重重地落在桌面上，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裏回蕩，帶來一絲不易察覺的震動。韋恩的眼皮微微一跳，依然保持著冷靜的外表，雙手穩穩地放在桌面上，似乎沒有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所影響。
盡管面色如常，韋恩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掃向桌上的文件，眼中閃過一絲快速的變化。他的呼吸依舊平穩，時不時調整一下坐姿，偶爾舔舐一下幹燥的嘴唇，透露著內心的緊張。
溫晨浩將臺燈調轉了方向，燈光冷冷地打在韋恩的身上，映出一張略顯疲倦的臉龐。韋恩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慌亂，作為曾經的副警長和多年的心理醫生，這點小場面他還是應負的了的。
溫晨浩隨意地斜倚在桌子邊緣，動作看似漫不經心，但他的身形投下的陰影卻像一堵墻般籠罩在韋恩·沃爾夫身上。房間裏的空氣似乎因為他的存在而變得更加稠密，每一聲心跳在這寂靜的空間中都顯得格外清晰。
溫晨浩的目光緊緊鎖定在韋恩的臉上，眼神如同捕獵者在盯著獵物，不急不緩，卻帶著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專註與力量。
韋恩表面上努力保持鎮定，但他依舊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，像是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一步步逼近，呼吸變得不由自主地沈重起來。
溫晨浩並沒有急於發問，而是任由沈默在兩人之間蔓延，他很清楚面對這個有著多年臨床經驗的心理醫生，自己的每一個問題都要格外小心。在這種異樣的靜默中，房間的墻壁仿佛都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緩緩逼近，將空間壓縮得更加狹窄。韋恩的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，試圖讓自己集中註意力，但這微小的動作反而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安。
溫晨浩緩緩地從桌子邊緣站直身子，邁著穩健的步伐在審訊室內來回踱步，仿佛是在審視著每一個細節。他的眼神如同鋒利的刀刃，毫不留情地盯著韋恩。房間內的氣氛在無形中變得更加壓抑，每一次沈默都像是有形的重量，逐漸壓在韋恩的肩頭。
他停在韋恩面前，微微前傾，聲音低沈而緩慢，每個字都帶著不容抗拒的力量：“韋恩·沃爾夫先生，你更希望別人如何稱呼你？醫生，還是韋恩警長？”
韋恩沈默了幾秒後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是在二十年前，我想當你見到我的時候，可能需要稱呼我為韋恩警長。”
溫晨浩點了點頭嘴角微微上揚，韋恩的這句暗諷很明顯。
“那麽好，韋恩先生，前警長，”溫晨浩故意將語速放慢，突出了對韋恩的稱呼，“根據我們的調查，您在海倫一案發生時正在擔任副警長的職務，但在警局需要心理疏導醫生時，您又以韋恩醫生的身份出現，並收取相應的費用。是這樣嗎？”
韋恩的臉上沒有太多波動，他攤開雙手，表情毫不在乎的說道：“當時警局人手不足，政府需要幫助，我作為納稅人只是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幫助。當然，我不是志願者，所以我的幫助不可能免費工作。”
溫晨浩輕輕點頭，似乎是在確認他的說法，繼續緩步踱到房間的另一端，雙手交疊在胸前，眼神從文件移到韋恩的臉上，再次說道，
“在1983年，也就是4號案發生之前，您就已經是安娜和戴布拉的心理醫生，並且多次為她們提供心理服務。換句話說，在案發以前，您對她們兩個人的心理狀況了如指掌，對吧？”
韋恩微微蹙眉，聲音中帶著一絲防備：“我確實為她們提供過心理幫助。”
溫晨浩並未停下追問：“通過您的診斷，安娜·泰勒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，這一點沒錯吧？”
“沒錯。”
“邊緣型人格障礙在某些情況下，可能會引發幻覺，是這樣吧？”
“確實有這種可能。”
溫晨浩從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，直接攤開在韋恩面前，“在1989年，案件發生之後，有記錄顯示你曾經更改過安娜的診斷，寫道‘她不存在產生幻覺的問題’。這一點屬實嗎？”
韋恩的眼神略顯閃爍，猶豫了一下：“是的，屬實。”
溫晨浩的語氣也隨之加重：“在1987年10月，你對戴布拉·謝爾登的診斷中，指出她缺乏對行為後果和社會影響的認知，並且容易躁動不安。那時候你是她的心理醫生，還是警長？”
韋恩感到喉嚨發幹，他的回答變得愈發艱難：“我是她的心理治療師。”
“可是1989年，你更改了戴布拉的診斷，默認她已經痊愈，那個時候你是她的心理醫生還是警長？”溫晨浩的聲音更像是一種壓迫，逐漸逼近。
韋恩沈默的目視前方，沒有回答。
溫晨浩見他不回答，停下腳步，轉到韋恩面前，眼睛直直地盯著他，語氣冰冷：“不好回答嗎？那我們換個問題。1989年，你是以什麽身份去探訪戴布拉的？是去審訊她，還是去治療她？”
“我，不能算去治療她的。”
“所以，你是去取證的，對吧？”
韋恩仍然沈默不語。
溫晨浩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，聲音更加急促：“你是否曾拿著凱西的照片，展示給其他嫌疑人，讓他們確認？”
“我沒有這樣做過，我從沒去過監獄……” 韋恩試圖否認。
話音剛落，溫晨浩便猛然將一張照片拍在桌上，那是1989年5月23日的監獄走廊，韋恩手裏攥著幾張照片，步入牢房的一瞬間被監控捕捉到的畫面。
韋恩的指尖微微顫抖，緊盯著那張照片。
溫晨浩再次追問道：“很難回答嗎？那我來幫你回答。當你見到迪恩·詹姆斯的時候，你從未告訴他你是副警長的身份，而是利用心理醫生的身份接近他，再用心理學的手段向他灌輸案件細節，操縱他的心理，植入錯誤的記憶，最終迫使他認罪。是不是這樣！？”
韋恩的呼吸變得急促，他試圖保持冷靜，但內心的恐懼已經逐漸攀升。
溫晨浩突然站起，猛地俯身逼近，雙拳重重砸在桌上，聲音低沈而冷酷：“韋恩醫生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捕了，只因為有人夢到你殺人，你會作何感想？”
韋恩嚇得猛然一顫，聲音開始顫抖：“我……我沒有殺人。”
溫晨浩冷冷一笑，語氣中滿是嘲諷和咆哮道：“醫者仁心，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，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。戴布拉和安娜本身就是社會的弱勢群體，她們因為心理疾病的折磨而無法辦法正常的生活，這才想你尋求幫助。但你卻利用醫生的身份，將虛假的記憶植入她們的腦海，逼迫他們認罪。甚至將與案件毫無關聯的人牽扯其中，讓他們在監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，而真正的兇手卻依舊逍遙法外。你這麽做和殺人有什麽區別！”
溫晨浩俯身逼近，緊緊抓住韋恩的下巴，迫使他與自己直視。
面對突如其來的質問，韋恩完全陷入了恐懼，思緒混亂，心跳加速，眼睛止不住的顫抖著，不斷地思索和回憶，心理防線幾乎完全崩潰。
門外，朱迪輕輕敲開審訊室的門，遞進兩杯咖啡，和溫晨浩低聲交談幾句後，意味深長地看向韋恩，隨後離開房間。
看見韋恩的反應，溫晨浩清楚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，走到韋恩身旁，緩和了語氣，將咖啡遞給他：“韋恩先生，無論你是心理咨詢師還是副警長，你都清楚DNA樣本檢測報告在案件中的重要性。即使在1989年DNA檢測技術尚未成熟，但它依然具有決定性。告訴我，是什麽原因讓DNA樣本檢測結果沒有被法院采納？”
韋恩的手顫抖著接過咖啡，低頭盯著咖啡杯，雙手因緊張而冰冷，試圖從這熱咖啡中尋找一絲慰藉。
房間內一片死寂，只有鐘表的嘀嗒聲在寂靜中回蕩。
“朱迪警長，你覺得他會開口嗎？”李為在監控室內緊張地盯著屏幕，忍不住問道。
“我們必須讓他把那個名字說出來。”朱迪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確定，但她仍保持鎮定，“Danny有他自己的審訊方式。韋恩雖然曾是警長，但他缺乏真正的審訊經驗。心理操控是他的強項，但在Danny畢竟是受過專業的訓練，他知道如何面對像韋恩這樣專業的心理醫生。”
幾天前……
“什麽，死了？”李為震驚地從椅子上站起，眼中滿是不敢置信。
溫晨浩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冷靜下來繼續聽。
“艾倫·史密斯在案發後的第四年死於監獄，死因是艾滋病感染。但幸運的是，他在去世前簽署了一份醫療協議，保存了生物樣本。我們在他的血液中發現了一種特殊的抗體，也就是案發現場的B型抗體。這種抗體只會出現在家族遺傳基因中，他之前在警局的報告中顯示，他並不是B型血，因此當時辦案的警察便沒有對他繼續追查。但根據這份死亡證明來看，艾倫·史密斯的血型是B型，並且攜帶原發現場相同的抗體。”朱迪解釋道。
說著朱迪遞給李為一份文件，繼續說道：“艾倫的母親從事特殊職業，共生了五個孩子，但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姓氏。我們將艾倫的三個哥哥的DNA輸入數據庫，對他們家族的DNA進行追蹤，分別追查到他三個哥哥的生父。”
“艾倫是他母親一夜風流生下的孩子，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結婚，正因為這樣艾倫在家中一直不受待見。他的兄弟姐妹經常欺負他，父母也時常將他關起來不讓他吃飯，在那個年代艾倫這樣的身份經常會遭到各種羞辱和歧視。”朱迪繼續道。
“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很難不產生心理畸形。”溫晨浩感嘆道，翻看著手中的資料。
“但他和海倫太太並不認識，這一點說不通啊。”李為皺眉思索。
“殺害海倫太太確實是他的臨時起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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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突然被推開，溫晨浩走進房間，手中的幾份文件重重地落在桌面上，聲音在寂靜的房間裏回蕩，帶來一絲不易察覺的震動。韋恩的眼皮微微一跳，依然保持著冷靜的外表，雙手穩穩地放在桌面上，似乎沒有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所影響。
盡管面色如常，韋恩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掃向桌上的文件，眼中閃過一絲快速的變化。他的呼吸依舊平穩，時不時調整一下坐姿，偶爾舔舐一下幹燥的嘴唇，透露著內心的緊張。
溫晨浩將臺燈調轉了方向，燈光冷冷地打在韋恩的身上，映出一張略顯疲倦的臉龐。韋恩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慌亂，作為曾經的副警長和多年的心理醫生，這點小場面他還是應負的了的。
溫晨浩隨意地斜倚在桌子邊緣，動作看似漫不經心，但他的身形投下的陰影卻像一堵墻般籠罩在韋恩·沃爾夫身上。房間裏的空氣似乎因為他的存在而變得更加稠密，每一聲心跳在這寂靜的空間中都顯得格外清晰。
溫晨浩的目光緊緊鎖定在韋恩的臉上，眼神如同捕獵者在盯著獵物，不急不緩，卻帶著一種讓人無法忽視的專註與力量。
韋恩表面上努力保持鎮定，但他依舊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，像是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一步步逼近，呼吸變得不由自主地沈重起來。
溫晨浩並沒有急於發問，而是任由沈默在兩人之間蔓延，他很清楚面對這個有著多年臨床經驗的心理醫生，自己的每一個問題都要格外小心。在這種異樣的靜默中，房間的墻壁仿佛都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緩緩逼近，將空間壓縮得更加狹窄。韋恩的指尖輕輕敲打著桌面，試圖讓自己集中註意力，但這微小的動作反而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安。
溫晨浩緩緩地從桌子邊緣站直身子，邁著穩健的步伐在審訊室內來回踱步，仿佛是在審視著每一個細節。他的眼神如同鋒利的刀刃，毫不留情地盯著韋恩。房間內的氣氛在無形中變得更加壓抑，每一次沈默都像是有形的重量，逐漸壓在韋恩的肩頭。
他停在韋恩面前，微微前傾，聲音低沈而緩慢，每個字都帶著不容抗拒的力量：“韋恩·沃爾夫先生，你更希望別人如何稱呼你？醫生，還是韋恩警長？”
韋恩沈默了幾秒後緩緩說道：“如果是在二十年前，我想當你見到我的時候，可能需要稱呼我為韋恩警長。”
溫晨浩點了點頭嘴角微微上揚，韋恩的這句暗諷很明顯。
“那麽好，韋恩先生，前警長，”溫晨浩故意將語速放慢，突出了對韋恩的稱呼，“根據我們的調查，您在海倫一案發生時正在擔任副警長的職務，但在警局需要心理疏導醫生時，您又以韋恩醫生的身份出現，並收取相應的費用。是這樣嗎？”
韋恩的臉上沒有太多波動，他攤開雙手，表情毫不在乎的說道：“當時警局人手不足，政府需要幫助，我作為納稅人只是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幫助。當然，我不是志願者，所以我的幫助不可能免費工作。”
溫晨浩輕輕點頭，似乎是在確認他的說法，繼續緩步踱到房間的另一端，雙手交疊在胸前，眼神從文件移到韋恩的臉上，再次說道，
“在1983年，也就是4號案發生之前，您就已經是安娜和戴布拉的心理醫生，並且多次為她們提供心理服務。換句話說，在案發以前，您對她們兩個人的心理狀況了如指掌，對吧？”
韋恩微微蹙眉，聲音中帶著一絲防備：“我確實為她們提供過心理幫助。”
溫晨浩並未停下追問：“通過您的診斷，安娜·泰勒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，這一點沒錯吧？”
“沒錯。”
“邊緣型人格障礙在某些情況下，可能會引發幻覺，是這樣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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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晨浩從桌上拿起另一份文件，直接攤開在韋恩面前，“在1989年，案件發生之後，有記錄顯示你曾經更改過安娜的診斷，寫道‘她不存在產生幻覺的問題’。這一點屬實嗎？”
韋恩的眼神略顯閃爍，猶豫了一下：“是的，屬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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韋恩感到喉嚨發幹，他的回答變得愈發艱難：“我是她的心理治療師。”
“可是1989年，你更改了戴布拉的診斷，默認她已經痊愈，那個時候你是她的心理醫生還是警長？”溫晨浩的聲音更像是一種壓迫，逐漸逼近。
韋恩沈默的目視前方，沒有回答。
溫晨浩見他不回答，停下腳步，轉到韋恩面前，眼睛直直地盯著他，語氣冰冷：“不好回答嗎？那我們換個問題。1989年，你是以什麽身份去探訪戴布拉的？是去審訊她，還是去治療她？”
“我，不能算去治療她的。”
“所以，你是去取證的，對吧？”
韋恩仍然沈默不語。
溫晨浩沒有給他喘息的機會，聲音更加急促：“你是否曾拿著凱西的照片，展示給其他嫌疑人，讓他們確認？”
“我沒有這樣做過，我從沒去過監獄……” 韋恩試圖否認。
話音剛落，溫晨浩便猛然將一張照片拍在桌上，那是1989年5月23日的監獄走廊，韋恩手裏攥著幾張照片，步入牢房的一瞬間被監控捕捉到的畫面。
韋恩的指尖微微顫抖，緊盯著那張照片。
溫晨浩再次追問道：“很難回答嗎？那我來幫你回答。當你見到迪恩·詹姆斯的時候，你從未告訴他你是副警長的身份，而是利用心理醫生的身份接近他，再用心理學的手段向他灌輸案件細節，操縱他的心理，植入錯誤的記憶，最終迫使他認罪。是不是這樣！？”
韋恩的呼吸變得急促，他試圖保持冷靜，但內心的恐懼已經逐漸攀升。
溫晨浩突然站起，猛地俯身逼近，雙拳重重砸在桌上，聲音低沈而冷酷：“韋恩醫生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捕了，只因為有人夢到你殺人，你會作何感想？”
韋恩嚇得猛然一顫，聲音開始顫抖：“我……我沒有殺人。”
溫晨浩冷冷一笑，語氣中滿是嘲諷和咆哮道：“醫者仁心，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，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。戴布拉和安娜本身就是社會的弱勢群體，她們因為心理疾病的折磨而無法辦法正常的生活，這才想你尋求幫助。但你卻利用醫生的身份，將虛假的記憶植入她們的腦海，逼迫他們認罪。甚至將與案件毫無關聯的人牽扯其中，讓他們在監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，而真正的兇手卻依舊逍遙法外。你這麽做和殺人有什麽區別！”
溫晨浩俯身逼近，緊緊抓住韋恩的下巴，迫使他與自己直視。
面對突如其來的質問，韋恩完全陷入了恐懼，思緒混亂，心跳加速，眼睛止不住的顫抖著，不斷地思索和回憶，心理防線幾乎完全崩潰。
門外，朱迪輕輕敲開審訊室的門，遞進兩杯咖啡，和溫晨浩低聲交談幾句後，意味深長地看向韋恩，隨後離開房間。
看見韋恩的反應，溫晨浩清楚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，走到韋恩身旁，緩和了語氣，將咖啡遞給他：“韋恩先生，無論你是心理咨詢師還是副警長，你都清楚DNA樣本檢測報告在案件中的重要性。即使在1989年DNA檢測技術尚未成熟，但它依然具有決定性。告訴我，是什麽原因讓DNA樣本檢測結果沒有被法院采納？”
韋恩的手顫抖著接過咖啡，低頭盯著咖啡杯，雙手因緊張而冰冷，試圖從這熱咖啡中尋找一絲慰藉。
房間內一片死寂，只有鐘表的嘀嗒聲在寂靜中回蕩。
“朱迪警長，你覺得他會開口嗎？”李為在監控室內緊張地盯著屏幕，忍不住問道。
“我們必須讓他把那個名字說出來。”朱迪的語氣中帶著一絲不確定，但她仍保持鎮定，“Danny有他自己的審訊方式。韋恩雖然曾是警長，但他缺乏真正的審訊經驗。心理操控是他的強項，但在Danny畢竟是受過專業的訓練，他知道如何面對像韋恩這樣專業的心理醫生。”
幾天前……
“什麽，死了？”李為震驚地從椅子上站起，眼中滿是不敢置信。
溫晨浩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示意他冷靜下來繼續聽。
“艾倫·史密斯在案發後的第四年死於監獄，死因是艾滋病感染。但幸運的是，他在去世前簽署了一份醫療協議，保存了生物樣本。我們在他的血液中發現了一種特殊的抗體，也就是案發現場的B型抗體。這種抗體只會出現在家族遺傳基因中，他之前在警局的報告中顯示，他並不是B型血，因此當時辦案的警察便沒有對他繼續追查。但根據這份死亡證明來看，艾倫·史密斯的血型是B型，並且攜帶原發現場相同的抗體。”朱迪解釋道。
說著朱迪遞給李為一份文件，繼續說道：“艾倫的母親從事特殊職業，共生了五個孩子，但他們各自擁有不同的姓氏。我們將艾倫的三個哥哥的DNA輸入數據庫，對他們家族的DNA進行追蹤，分別追查到他三個哥哥的生父。”
“艾倫是他母親一夜風流生下的孩子，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結婚，正因為這樣艾倫在家中一直不受待見。他的兄弟姐妹經常欺負他，父母也時常將他關起來不讓他吃飯，在那個年代艾倫這樣的身份經常會遭到各種羞辱和歧視。”朱迪繼續道。
“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很難不產生心理畸形。”溫晨浩感嘆道，翻看著手中的資料。
“但他和海倫太太並不認識，這一點說不通啊。”李為皺眉思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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